图① ：辽宁省博物馆藏明代仇英本《清明上河图》（局部）
。两幅

　　辽宁省博物馆供图

　　图②：故宫博物院藏宋代张择端本《清明上河图》（局部）
。清明

　　资料图片

　　北宋画家张择端的上河《清明上河图》是中国古代风俗绘画中最为著名的作品之一，其“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图有同现实主义艺术风格
、丰富多元的两幅历史文化信息、精湛绝伦的清明绘画技艺
，让几百年来不计其数的上河观者得以从中感受属于那个时代的脉搏。

　　不过，图有同当前存世的两幅《清明上河图》不只有张择端本
。明清之际，清明众多苏州画师效仿张择端本的上河形制内容绘制了表现明代苏州市井繁华面貌的《清明上河图》
，其中以现在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图有同明代画家仇英本《清明上河图》最具代表性。从北宋到明代，两幅光阴流转、清明时代变迁 ，上河再加上两位画家身份地位差异，这两卷《清明上河图》自然也各具特色 。

　　张择端本《清明上河图》表现了北宋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东角子门内外和汴河两岸的热闹繁华景象。画面由郊野的疏林田舍引入  ，随汴河景致延伸
，重点描绘了虹桥上下商贩密集
，漕船欲穿过桥孔引得众多百姓驻足观望的场面。城内商铺鳞次栉比，高大的彩楼欢门（宋代大型酒店 、食店在门前用木枋扎彩楼 ，加种种装饰
，施朱绿彩画，称为欢门）蔚为壮观。街道上行人摩肩接踵，车马轿驼络绎不绝 。张择端采用横幅手卷的绘画形式、全景式的章法布局画面 ，所摄取的景物
，大至原野河流、虹桥城楼
，小到舟车人物、货物招牌，都一一画出。画面长而不冗
，繁而有序，严密紧凑 ，精彩绝伦。

　　根据张择端本《清明上河图》在明代的流传脉络和仇英所绘的面貌来看，仇英应该没有看过张择端的原作
。他只是以一位职业画家的超凡技艺，凭借其对苏州风物的熟悉 ，再现了当时苏州城的繁盛景象。画卷从苏州城郊沿运河风景入画 ，由城门入街区 ，直至西部城郊，以一段水上宫苑楼台结尾 ，将明代苏州城和江南的风物人情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观者面前。

　　张择端与仇英二人所画《清明上河图》存在的不同之处大略如下
：

　　一是表现主体与风俗民情不同。张择端本表现的是北宋都城汴梁的城市生活和风俗，而仇英本表现的是明代江南经济、文化中心苏州的城乡繁荣景象。400余年
、上千里路的时空距离，导致了二者在文化形态 、民风民俗等方面有显而易见的差别 。在衣冠服饰方面，张择端本，男子身着长衫 、短襦（襦，长不过膝的短上衣） ，首服以巾、幞头为主；仇英本 ，男子则多是头戴网巾 、上衣下裤的短褐（褐 ，粗布衣服）打扮，服饰变化较少，画得也较为简略。在市井生活方面，张择端本较多地描绘了北宋社会以生活必需品为主的生产与贸易景象 ，如汴河中装满货物的漕船运输，修理车辆 、贩卖器具的店铺等；仇英本则多见琴店、古玩字画店等更显艺术气息的场景 。在房屋建筑方面
，张择端本中的建筑基本是木质结构的瓦顶房屋 ，仇英本中的建筑多为粉刷装饰过的砖泥墙面房屋，还有园囿和富商 、贵族园林等张择端本不涉及的场景。

　　二是作品体量不同。张择端本长528厘米，画有人物800余人，牲畜60余匹，船舶20余只
，房屋楼阁30余幢，在当时已属鸿篇巨制。而仇英本长987厘米，画有人物2200余人，牲畜110余匹，船舶30余只，房屋楼阁200幢 ，桥梁8架，场面更为宏大壮观，画面内容也更加丰富，反映出苏州高度繁荣的经济和文化 。

　　三是创作主题与理念不同。张择端本围绕踏青、祭扫 、贸易等活动组织画面，以现实主义表现手法重点展现社会大众忙碌的现实生活，并通过各种细节隐晦地表现出当时的社会危机。而仇英本所呈现的自始至终都是一派祥和 ，从近郊到城市中心，陆续再现了放风筝、童嬉
、看戏、娶亲、武术表演 、偶戏 、秋千、乐舞、文人雅集、水上龙舟等一系列场景。作为一幅商品气息浓厚的绘画作品 ，仇英本明显迎合了当时追求享乐玩赏的审美需求 。

　　四是绘画风格技艺不同。在总体风格上，张择端本以凝重平实和沉稳大度为基调，而仇英本则整体上表现出精雅明丽的格调 。在笔墨线条方面，张择端本线条简洁坚凝，界画（中国画中以界笔、直尺划线的技法
，用以表现宫室
、楼台
、屋宇等题材）和山水笔墨精准且富有韵味，人物造型朴拙生动且极富生活情趣。仇英本的线条则趋于简率 ，缺少一些细节
，笔墨的世俗气息浓厚。在色彩运用上，张择端本以水墨为主，局部略辅以花青和淡赭色，色彩契合清明时节 。而仇英本采取青绿山水的用色之法 ，色彩亮丽 ，亦与所表现的欢庆气氛相合。

　　无论是张择端本《清明上河图》
，还是仇英本《清明上河图》，都是中国绘画史上技艺精湛 、内涵丰富的风俗画巨制。两幅画各自呈现了所描绘地区的社会状况、风俗人情、农业生产 、商业活动 、建筑交通等众多方面 ，都能与当时的社会状况相互对应，有着不可替代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 ，是中国绘画艺术宝库中的经典。

　　（作者为辽宁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本报记者胡婧怡采访整理）